2023年8月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分化式恢复，但基础仍不牢固。M1（狭义货币）处于低位且持续下行，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又处于收缩区间且有所下行，都显示当前的经济活动仍较低迷，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判断仍需保留足够的谨慎。近期中国出现了高M2（广义货币）增长、高社融增速，低通胀和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既出现了信用创造与实体经济运行关系不密切的情况，也出现了居民资产结构调整和边际储蓄上升等与宏观经济运行负相关的货币增加，在名义利率下降但实际利率较高的情景下，微观主体的债务置换行为较普遍。中国宏观流动性合理充裕但微观主体的流动性短缺，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大幅增加，微观主体不得不变卖包括房产在内的资产，民间借贷市场萎缩坍塌给微观主体的流动性状况雪上加霜。市场信心仍不足且较脆弱，外资持续流出，国内资产市场的表现也呈现“逢高出货”的特征，股票市场的制度信任受到一定挑战，汇率面临持续的贬值压力。

　　从“供给推动”转向“需求牵引”

　　这些宏观现象背后，显示中国正经历结构巨变。目前的宏观现象是结构性变化下的阵痛和分化，较难通过经济指标和理论框架形成对经济运行状态和政策应对的共识。特别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的房地产和出口较大幅度的快速下滑，短时间内产生巨大的需求缺口和风险敞口。在长时间面临不可预期、不可控不确定性环境中，中国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出现“去风险”和“低欲望”的特征，整个社会的平均风险偏好有所下降，导致资产价格重估并对经济活动造成结构性冲击。

　　中国当前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和应对政策思路分歧较大。实际上，当前经济运行处于短期和长期之间，当前经济运行困难和挑战，是体制性、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叠加造成的。面对结构调整引发的巨大的需求缺口和风险敞口，可考虑将政策着力点从“供给推动”转向“需求牵引”。相对于供给侧改革的可控性和基础性，容易在原有增长逻辑中边际改进，非常规需求牵引政策更容易提振活力和信心，能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市场自发地完成经济社会结构调整，从而较容易跳出原有增长逻辑，进而更好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

　　总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曾经面临的，也不同于西方国家，是非典型的，具有系统性、根本性的转变。西方和中国的大部分人，容易落入已有理论和过去经验的桎梏，不太能理解中国的伟大变革，影响了市场预期和信心，反而容易形成了不利于中国攻坚克难的某些共识。中国有必要在此基础上，组织深度参与中国实践的有识之士尽快提出能凝聚市场共识的理论，并针对市场关心和困惑，尤其是西方绝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很好解决的中长期问题，如人口问题相关的养老与就业、房地产相关的债务和金融风险，以及高质量发展中的未来增长点等问题，组织专家用西方社会和普通老百姓熟悉的语言和逻辑，系统全面回应。